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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思践悟十九大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,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
   2017-12-06 09:23:35    来源:黄河新闻网

党的十九大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章程(修正案)》,同意把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写入党章。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这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后,我们党以写入党章的形式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重大理论观点,表明了我们党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,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心。

如何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,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难题。在我国古代,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空前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,这种“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的经济政策,虽然使秦国灭六国统一了天下,但也因此盛极而衰很快灭亡了。汉初汲取秦亡教训,推崇无为而治的“黄老”思想,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,经过文景之治后,国力迅速恢复。到了汉武帝时期,为对抗匈奴,实行了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,匈奴是打残了,可国库空虚了。晚年的汉武帝这才恍然大悟,并给自己下了道《轮台罪己诏》,重启了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。等到汉昭帝登基后,仍然面临这样一个抉择:到底是重回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,还是继续汉武帝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?为此,汉朝还在全国举行了一场大辩论,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“盐铁大辩论”。

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,苏俄和欧美等国也曾走了不少弯路。十月革命后,苏俄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,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战胜敌人,采取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“战时共产主义”经济政策,等内战结束后,这种经济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,甚至引起了社会动荡。苏俄不得不重新调整政策,1921年,苏俄政府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,将市场重新“请了回来”。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,传统上一直信奉者自由主义市场经济,政府只是市场的“守夜人”。1929年的经济“大萧条”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,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率先提出了“国家干预理论”,他政策主张十分简单:抛弃自由放任原则,用“看得见的手”,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。

当历史的车轮将我国带向改革开放时,我国仍然处于一个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时期,如何在思想上改变人们过去对市场的“偏见”成为这场改革必须迈过的槛 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告诉我们:“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,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也有计划;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,社会主义也有市场。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。”打破了片面理解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思维模式,把市场经济看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,我国对市场地位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。党的十五大提出“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”;党的十六大提出“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”;党的十七大提出“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”;党的十八大提出“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”;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”,并在十九大写入了党章,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、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作出的新的理论表述,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。

那么,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?从“后发优势”的角度看,过去我国经济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,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“后发优势”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。所谓“后发优势”,简单的讲就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、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。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,并最大程度为实现工业化扫清障碍,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较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。然而,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,我国在高铁技术、卫星导航、量子通信、5G技术、移动支付等领域已逐渐追赶上发达国家。过去单纯的依靠模仿别国的技术、产品和管理经验的“后发优势”正在逐步丧失,面临着向“先发优势”的转型跨越,即通过领先技术和产品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。而领先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,必然离不开创新,而创新需要人才的流通,需要存足的资本同时还得承担失败的风险,这些都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实现。因此,推动经济从“后发优势”向“先发优势”的转型,客观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,同时,也对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(一石二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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